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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姿花传——2021须田一政摄影原作展

艺 术 家:须田一政

策     展:牛恒立  李弋迪

学术主持:马应海  

时   间:2021年04月24日-05月31日

开幕酒会:2021年04月24日  15:00

地     点:观看艺术画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雁儿湾艺术区10F)



在日常的裂隙中绽放

马应海


     若能将此花,由我心传至君心,谓之风姿花传。

                    ——日本室町时代,世阿弥

摄影的演进也并不都是随了“西方文明”之意,自1848年(嘉永一年)长崎贸易商人上野俊之丞将经由荷兰商船传入的达盖尔相机献给萨摩藩主之时,可谓日本摄影史之滥觞。此后一百多年中,日本的摄影似乎并没有克隆西方摄影的那一种模式,而是扎根日本古典美学,在其土壤里觅得能使它生发异变的似乎本就属于它的日本基因,完全从一个舶来品变成了完全迥异于“西方”的本土艺术。


就像须田一政在其摄影集《风姿花传》中所说:“初读剧作家世阿弥(1363-1443年)关于表演艺术的论著《风姿花传》时,大致也是我决定把摄影作为个人职业的时刻。这本书总结了能剧的本质,可以看作是一部日本美学经典。那时我就在想,他谈论的就是摄影啊!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就把这个标题借用在了我的作品上。四十年倏忽而过,我依然找不到那条通往他所描述的本质的途径。尽管如此,有时我还是能抓住诸如这个集子里人们表情中那深邃之光的一瞥。”


当下,在摄影美学和摄影思想次第或主动或被动“回归”汇入“西方”主流的同时,日本的摄影发展却是个异数。日本著名的摄影家、评论家大竹昭子这样描述日本摄影:“……兼具有意识及无意识的行为,直面混沌的人类世界原本的样子进行拍摄,我将这种摄影称之为‘日本摄影’……他们的摄影方式中共通的便是不对主题进行设定……与其说在拍摄对象中寻求拍摄主题,不如说他们试图将摄影本身转化为主题……拍摄并不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这是日本摄影家,特别是新生代摄影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并非为了得到某种用语言能够置换的东西才进行拍摄的……透露出他那种想要从意义中脱离并得到自由的志向……我们面临的‘人造空间’,以及肉体拥有的‘自然空间’,这两者之间时常处于对抗的状态,而‘日本摄影’便是横跨在这两者的临界面之上吧。”有鉴于此,我们似乎能从中管窥“日本摄影”一二,也由此约略可以看出,日本摄影之能在世界摄影(西方摄影)中独树一帜并为其接而纳之,想来并不单单是东方或者异域风情之类的标签所能涵盖的吧。


观看艺术画廊今天有幸得展日本摄影家须田一政先生著名的系列作品《风姿花传》原作,实在是画廊与到场观展的各位嘉宾莫大的荣幸,这里先简单作以介绍。须田一政(1940-2019年),是日本战后摄影家中很低调的一位摄影艺术家。他的家庭环境优渥,又是家中独子,在继承家业和走上摄影之路的抉择中,他最终并没有选择“躺富”,而是厕身摄影之路。陆续有《风姿花传》《恐山》《红花》《我的东京100》《犬之鼻》《日常的断片》《民谣山河》《人间记忆》《松之物语》《到街角香烟店的旅途》等系列作品完成,并于1976年因《风姿花传》获得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1985年因《日常的断片》获得第1届东川奖,1997年因《人间记忆》获得第16届土门拳摄影奖。虽然在国际上他并没有如同时代的森山大道、荒木经惟、杉本博司,甚或北井一夫等星光闪耀,甚至在后来他都被称为是“最被低估的日本摄影家”,但须田一政的摄影作品绝对是极富个性又深谙日本古典美学的,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当我们对西方摄影一味地恭敬影随时值得深思和反省的。


须田一政的摄影风格在日本摄影中被称为“须田调”,著名的摄影评论家饭泽耕太郎评论他的摄影时这样说:“须田的摄影,是把行旅中的那种被撕裂的感觉巧妙地’定影’于胶片上。换言之,对摄影家来说,行旅之所以必要,可以说是为了把那种‘私写真’被幽闭于日常小世界中的力量反转,而寻求某种意识的撕裂和分裂。事实上,通过导入行旅的装置,摄影家面前的世界有如魔法之杖一挥,一个生动多彩的视觉景观便呼之欲出。”须田一政的《风姿花传》囊括了饭泽耕太郎所说的“行旅”“撕裂”,更有“日常”“民俗”“祭祀”与“不安”。加之他的6X6经典取景和几乎无所不在的闪光灯爆射,将这些第一眼看去貌似简单的日常、民俗祭典等场景,从日常的生活剥离,从民族人类学的窠臼剥离,仿佛置于世阿弥的能剧舞台,在黑暗中在微光中进入另一个维度的世界。仿佛他就是要硬生生将日常撕裂,将一切有意义的画面摒弃,依着闪光灯的探照,指引着彼岸那朵“非日常”之花从这裂隙中开出墙外。对于他的作品《风姿花传》须田一政自己说:“当我看见由祭典那灵魂的时间回归日常世界的人的表情,便体认到每张脸都是可爱的,每场人生都不将是苦痛的。人们在祭典的那晚,飞向了非此方的彼方,理解如何成为不是自己的自己。


须田一政以他对日本美学的理解与吸收,在自己的行旅中优哉游哉。他仿佛刻意回避着可以被语言所替代的叙说,仿佛他与相机的从属倒置了,他也只是其中一“物”,就像他自己认为的他是个“物之怪”。观看这样的摒弃叙事和意义的貌似日常的画面,倒让我想起恐怕只有日本文学中的俳句才和他的摄影作品“曲径通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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